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脑力劳动，大多不喜欢体力劳动，甚至有的知识分子看不起体力劳动，认为体力劳动太过低级，而运用知识搞的脑力劳动才是高级的。
樊迟向孔老夫子请教如何种粮、种菜，老夫子根本答不上来，因为老夫子搞的是脑力劳动，算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，还要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说。老夫子不会种地，不知道如何种粮、种菜，就骂樊迟是“小人”。在孔老夫子的思想里，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小人并不是完全指卑鄙小人，还有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仆人、农民等。因为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农民，不读书、不识字，只能称为小人。而做官的文人被称为士大夫，有了“大”字做依托，似乎比小人要好得多。倘若官员遇到了农民，农民就要赶快避让，给官员让路，还要称官员为大人。小人遇到大人就要避让，还要自惭形秽，甚至赶快躲避，不能和大人讲话，以免耽误大人的行程。做官的人大多都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即便是隋唐以前控制官场的士族门阀，也仍然重视教育，要让子弟从小读书，而不是像农民的孩子一样从小耕种。在知识分子眼里，只有做官才是最好的出路，起码可以手握权力，可以干成很多大事，甚至可以平定天下。他们着眼的是大层面的东西，学的是圣贤书，讲究礼仪道德，却偏偏忽略了脚底下的土地。没有脚底下的土地，就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也是人，要吃饭睡觉，倘若没有土地种出来的粮食，知识分子就会饿死。
展开剩余74%在实物配给不充足的社会，知识分子要屈从于粮食分配制度，但权力系统形成垄断之后，粮食配给就会形成固定的制度，会优先配给皇帝和做官的。皇帝和做官的吃饱喝足之后，才能管理天下，但没有皇帝和做官的，天下人也仍然可以活下去。皇帝和做官的都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，虽然他们并不懂什么科学技术，也不懂民主制度，但他们知道抓住权力就具有了话语权，可以说一不二。皇帝要求官员征税的时候，各级官员层层加税，最终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。那时候做知识分子是比较光荣的事，尤其是考中之后做了官，完全可以在官场叱咤风云，只要善于搜刮财富，用于官场运作，就可以加官进爵，混得风生水起。倘若有脾气耿直的官员，非要修齐治平，非要替皇帝分忧解难，就很可能被其他官员排挤，最终被排挤出官僚体制。不但十年寒窗苦读的辛苦白费了，而且仕途一片迷茫，他们就有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，以诗酒自娱，快快乐乐度过一生，其实是逃避政治斗争。陶渊明逃避官场，不愿意侍奉篡位的皇帝，就辞官归隐了，成为田园诗的鼻祖。他写诗道：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孰是都不营，何以求自安？”
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是审美化的田园，并非真的是田园生活的还原。他笔下的田园劳动是审美化的劳动，而不是真正汗流浃背的天天劳动。他写道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他善于写诗，却不善于种地。本身就是知识分子，耍笔杆子还是行的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也行，但就是不会参加田间劳动，或者说不会种地，哪怕农民教他，他也不会。知识分子就是用来治理国家的，用来思考哲学和人生问题的，倘若让他们去种地，就算是大材小用，杀鸡用了牛刀。屈原被流放汨罗江畔，和当地的土人关系不错，但他并不会种地，甚至不会从自然界中获得食物，也不会做饭。白居易关心民生，曾写过《观刈麦》，寄托了对劳动人民辛苦的同情，还有一定的个人反思，却也不会种地和做饭。其实造成古代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是统治阶级的压榨，并非都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柏拉图的朋友阿尔赫顿研究机械的学问，用木头制成了一只能飞的鸽子。柏拉图认为他的朋友不研究哲学问题，而制作能飞的鸽子，是不务正业。其实制作一些小玩意儿，除了个人兴趣之外，就可以算作科学研究。知识分子向来重视理论和知识，向来重视各种逻辑推导，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体力劳动。
或许知识分子认为知识的融会交流才是有用的，思想的交流也是有用的，而具体的生产劳动比较简单，或者说单调乏味，会影响人灵动的思维。倘若让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参加田间劳动，不让他读书，限制他思考，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很可能成为农民，思维木讷，思想封闭保守。恩格斯曾经说过，垂死的奴隶制留下了有毒的刺————鄙视生产劳动。到了现在，资本已经给人们身边所有的事物定价了。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，都已经被资本定价。一般来说，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挣的钱比较多，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挣的钱比较少。除非农民进城打工，成了某一方面的技术能人，挣钱就多了。一些大城市的用工成本逐渐提升，很多人家坏了水管，宁可自己修，也不叫维修工，因为维修工要的钱非常多，已经远远超出了水管本身的价值。倘若有一家门子破了一个洞，要换一个木头门，门子值二百块钱，安装费二百块钱，和门子价格是一样的。倘若知识分子家里要换门，那么知识分子不会自己动手，而是会请安装工上门安装。知识分子会购买钢琴或小提琴，不但自己学习，而且让孩子学习。这些东西在农民眼里是没用的，只是浪费钱的闲家物。可是在知识分子眼里，这样的东西却具有高雅的属性，起码可以培养音乐兴趣，培养一种特长，就算是有用了。
知识分子不喜欢体力劳动，可以花钱雇人干体力活，自己不去动手。当然他们有可能鄙视体力劳动，于是就远离了体力劳动，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比起来确实比较繁重，甚至单调。但并不是说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低贱，而是资本给体力劳动定价比较低，除非干体力劳动的人有专业技能，可以靠技术吃饭，就能挣不少钱。而脑力劳动也有一个普遍的价格，只有专业技术人才搞的脑力劳动才挣钱比较多。由此来看，在当代社会，要想挣钱多，还是要有专业技术。知识分子不必贬低体力劳动，也不必看不起体力劳动者，因为有专业技术的体力劳动者比都市白领挣的都多，只是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而已。而所谓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权，因为他们的话语权已被权力系统限制，甚至被资本收买，当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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