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66年12月，朱元璋和张士诚正在激烈作战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一封急报，消息从扬州的瓜洲渡传来。原来发生了一起船只沉没事故，导致多人死亡。这种事在当时的战乱中并不罕见，朱元璋也通常不会在意。但这次的死者名单中，包含了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——韩林儿和刘福通。
当朱元璋得知消息时，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随后将这个坏消息告知了大堂中的文武百官。大厅里顿时弥漫着一阵沉痛的叹息。朱元璋的内心，刘伯温和李善长自是明了。
韩林儿的死被官方解释为“意外”，然而他的死因至今仍成谜，史料中对他死亡的记载十分有限。朱元璋是否参与其中？从有限的资料中，我们依然能找到一些线索，或许可以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。
在元朝末年的动荡岁月里，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。韩林儿，作为“龙凤”之主，虽然出身不凡，但也无法避免这场风波。刘福通和朱元璋先后通过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手段掌控了权力。
展开剩余84%韩林儿的祖先因“烧香惑众”被元朝流放到广平永年（今河北永年一带）。他的父亲韩山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，并在徐州、颖州、汝阳一带积累了大量人脉和力量。
韩山童与刘福通是多年的朋友，他非常钦佩刘福通的军事才能。1351年，韩山童和刘福通在家乡召集起三千多人，准备起义。不过，他们不能直接领导这场革命，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的第80孙，刘福通则宣称自己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，辅佐韩山童一起起事。
然而，起义刚刚开始便遭遇失败。消息泄露，元朝派人捉拿韩山童，最终韩山童被捕并遇害。在混乱中，年仅11岁的韩林儿与母亲一起逃到了安徽砀山，藏匿起来，躲避元朝的追捕。
韩山童遇害后，刘福通带领队伍突破围追堵截，将失散的部队重新组织，转移至颖州，继续进行反抗元朝的斗争。由于他们头上戴着红巾，便被称为“红巾军”。刘福通凭借勇猛的作战能力，很快占领了濮阳，又攻下了汴梁，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干。然而，尽管他有足够的实力独立作战，刘福通却没有自己称王，而是选择把韩林儿接来做名义上的领袖。
这并不是因为韩林儿的威望多么高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名义上的领导人来代表他们。在当时的封建社会，刘福通这样的强者依然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。他并非真心愿意辅佐韩林儿，而韩林儿只是一个傀儡，象征性地担任着“大明”的皇帝。
然而，红巾军内部纪律松散，指挥失当，致使他们在与元朝的战争中逐渐陷入困境。刘福通的错误决策加剧了这种局面——他分兵四路进攻，兵力过于分散，缺乏协调，最终被元军逐一击破。而且，内部的纷争也加剧了红巾军的衰退，导致元气大伤。
龙凤五年，汴梁失守，韩林儿和刘福通被迫退守到安丰。而此时，南方的朱元璋正在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，悄然积累实力，逐步崛起。龙凤九年，张士诚派兵攻打安丰，形势危急。刘福通急忙向朱元璋求援。
虽然大家都称自己是红巾军，但各自为战，没有人能够真正统一指挥。朱元璋为何愿意冒着陈友谅的威胁，亲自前去救援安丰呢？安丰是应天的重要屏障，不能落入张士诚之手，而朱元璋也渴望占领安丰，进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只不过，朱元璋并不看重韩林儿。
然而，朱元璋的计算失误。当他赶到安丰时，张士诚并未攻破城池。韩林儿和刘福通这两个烫手山芋最终落到了朱元璋手中，他把他们安置在滁州，给予优待，甚至安排专人看护。
自从安丰沦陷后，韩林儿和刘福通便寄居在滁州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。朱元璋偶尔还写信问候他们的生活情况，关心他们是否吃得好、冬天是否保暖。
然而，1366年，韩林儿接到朱元璋的邀请，要求他前往应天居住一段时间。韩林儿和刘福通无法拒绝，最终踏上了由廖永忠陪同的船程。韩林儿对廖永忠有些不放心，感觉他有些古怪。
正当船行至江心时，韩林儿察觉到船体开始漏水，最终沉没。临终前，韩林儿意识到，这次事故并非偶然。虽然其他船只都没有问题，唯独他所乘之船沉没，显然有人在其中动了手脚。
为何廖永忠故意选择绕远路，而非直奔应天？瓜洲渡是廖永忠的地盘，行动更为方便。而且，廖永忠和韩林儿并无私仇，按理说，他不应背叛韩林儿。若不是有人指使，他为何敢做出这样的事情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朱元璋的嫌疑也随之浮现。早在之前，朱元璋曾设空椅子，象征性地向其致敬，而当时李善长对此深感不解。经过刘伯温的点拨，李善长恍然大悟，意识到朱元璋已暗示韩林儿命运即将结束。
朱元璋是否指示廖永忠实施这一事件，虽然无法确定，但这种可能性相当高。而且，也不能排除其他人所为。廖永忠背后的儒生，可能就是杨宪。
杨宪，作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，在早期与廖永忠关系密切。尽管杨宪仅担任了一个月的左丞相，却迅速获得朱元璋的信任。这段关系的深厚程度，暗示了杨宪与廖永忠之间早已有了密切的合作。
不久后，朱元璋果断处决了廖永忠，尽管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，但因擅自行动，做出过度自信的举动，最终也未能逃脱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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